每月專欄
2025-08-04
李全順 : 2025 - 8月全球經濟趨勢追蹤與預測 -【關稅壁壘重塑全球貿易格局 美國經濟挑戰消費者沉重負擔】
關稅壁壘重塑全球貿易格局 美國經濟挑戰消費者沉重負擔
美國總統川普於2025年7月31日深夜簽署行政令，正式敲定並推行所謂的“對等關稅”政策，這一舉措標誌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份關稅清單將於8月7日零時起生效，對全球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商品徵收15%的關稅，而與美國簽署投資或市場開放協議的國家，例如，英國、日本、韓國和歐盟，則獲得10%至20%的較低稅率。墨西哥則通過談判爭取到90天的關稅升級緩衝期。然而，對那些被白宮認定為貿易失衡或在談判中未做出足夠讓步的國家，關稅稅率顯得尤為嚴苛：加拿大35%、巴西50%，以及敘利亚、老撾、緬甸等國超過40%。這一政策不僅重塑了全球貿易格局，也讓美國國內的企業與消費者即將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壓力。根據惠誉評級的最新報告，新關稅將使美國實際關稅稅率升至17%，這是自1933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以來最高的平均關稅水平，當時該法案加劇了大蕭條，幾乎完全阻斷了國際貿易通道。從歷史的低關稅環境到例如今的高關稅壁壘，這一轉變不僅挑戰了全球化進程，也對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和消費市場帶來了深遠影響。
回顧歷史，美國自二戰後便逐步推動自由貿易，數十年來進口商品的實際關稅稅率長期維持在低位，2024年僅為1.2%。這種低關稅環境為美國企業提供了全球化生產的便利，企業得以在海外以低成本製造產品並運回國內銷售。然而，川普政府的新關稅政策徹底打破了這一模式。康奈爾大學貿易政策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萨德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將這一政策形容為“全球貿易一体化史上的黑暗一天”，認為其對基於規則的全球貿易體系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壞。這種破壞不僅體現在國際貿易關係的緊張，更在於對全球供應鏈的重塑。過去，美國企業依賴低關稅環境實現了高效的跨國生產與物流，但例如今關稅的急劇上調使得進口成本大幅增加，企業不得不重新評估供應鏈策略。對於那些高度依賴進口原材料或成品的行業，例如，汽車、電子產品和消費品，關稅的直接影響尤為顯著。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2025年6月關稅收入已飆升至270億美元，幾乎是去年同期的四倍，這一數字直觀地反映了關稅政策對企業成本的直接衝擊。
從企業角度來觀察，新關稅政策無疑是一張沉重的成本賬單。彭博社和《華爾街日報》的分析指出，關稅成本主要由美國進口商承擔，出口國的降價幅度遠不足以抵消新增的稅負。例如，福特汽車在其最新財報中預計，因關稅導致的成本支出將高達8億美元；玩具製造商孩之寶則表示，關稅將帶來6000萬美元的額外支出；而消費品巨頭寶潔已宣布將從8月起對四分之一的產品提價。零售行業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沃爾瑪和塔吉特等零售巨頭目前依靠消化庫存來穩定價格，但財報中頻繁出現“價位調整”或“戰略定價”等措辭，顯示出企業在避免直接提價以緩解消費者預期壓力方面的謹慎。然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調查顯示，這種緩衝能力正在迅速減弱，約70%的製造業企業和50%的服務業企業已開始部分轉嫁成本，但完全轉嫁的比例仍不足一半。美國鞋具批發與零售公會總裁普利斯直言：“商家也只能撐這麼久了。”這意味著，隨著庫存逐漸耗盡，關稅成本最終將傳導至消費者，推高商品價格。
對美國消費者而言，關稅政策的影響尚未完全顯現，但隨著8月7日新關稅的全面落地，物價上漲的壓力將不可避免。國際商会副秘書長安德魯·威尔逊警告，關稅引發的通膨效應可能在2025年第四季度至2026年第一季度全面顯現，這種滯後性將進一步加劇物價的陡峭攀升。惠誉評級的報告也指出，儘管當前對美國經濟的直接衝擊低於預期，但新關稅正在重新點燃通膨壓力，並開始拖累經濟增長。從歷史經驗來看，高關稅往往導致物價上漲和消費需求萎縮，1933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便是前車之鑑。當時，美國對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引發了全球貿易報復，國際貿易幾乎停滯，進一步加劇了大蕭條的嚴重程度。如今，川普的“對等關稅”政策雖然名義上針對外國出口商，但實際上第一波衝擊卻落在了美國本土。企業利潤被侵蝕，市場信心受挫，部分企業已開始削減投資或推遲招聘計劃，而消費者則將在不久的將來為這一政策買單。
從國際層面來看，新關稅政策正在重塑美國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關係。英國、日本、韓國和歐盟通過簽署投資和市場開放協議獲得了相對較低的關稅稅率，這表明川普政府試圖通過雙邊談判實現貿易利益最大化。然而，對加拿大、巴西等國的高關稅則顯示出強硬的貿易立場，這可能引發報復性關稅或其他貿易壁壘。例如，加拿大作為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面臨35%的關稅，這無疑將對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穩定性構成挑戰。巴西50%的關稅稅率則可能進一步加劇南美地區的經濟緊張局勢。而對於敘利亞、老撾、緬甸等發展中國家，超過40%的關稅將使其對美出口幾乎停滯，這不僅影響這些國家的經濟，也可能加劇地緣政治的不穩定性。墨西哥的90天緩衝期雖然為其爭取了喘息空間，但如果後續談判未能達成滿意的讓步，其也將面臨更高的關稅壓力。這種差異化的關稅策略雖然在短期內可能為美國政府帶來談判籌碼，但長期來看，卻可能導致全球貿易體系的進一步碎片化。
從宏觀經濟角度分析，新關稅政策的影響遠不止於貿易領域。惠誉評級預測，關稅將推高美國的通膨率，並對經濟增長構成拖累。通膨的回升可能迫使聯邦儲備系統收緊貨幣政策，例如，提高利率，這將進一步增加企業和消費者的融資成本。同時，高關稅可能導致美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下降，因為其他國家可能採取報復性措施，限制美國商品進入其市場。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全球貿易量在過去十年間持續增長，但新關稅政策可能逆轉這一趨勢，使全球經濟陷入低增長的風險。此外，關稅引發的供應鏈重組將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可能導致部分企業將生產線轉移到關稅較低的國家，這雖然可能在長期內緩解成本壓力，但短期內將對美國的就業和製造業造成衝擊。
對於美國國內的經濟結構，新關稅政策可能加速產業轉型，但這一過程充滿不確定性。川普政府試圖通過高關稅促進國內製造業回流，但實際效果仍有待觀察。過去幾十年，美國製造業的衰退並非僅由低關稅導致，技術進步、勞動成本差異以及全球供應鏈的優化均為重要因素。高關稅可能促使部分企業將生產線轉回美國，但這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和時間，且不一定能創造與成本相匹配的就業機會。同時，對於高度依賴進口的中間產品（例如，電子元件、汽車零部件）的行業，關稅可能導致生產成本上升，進而削弱其全球競爭力。此外，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其消費者對價格變化的敏感度較高，物價上漲可能抑制消費需求，進而影響零售業和服務業的增長。
新關稅政策的長期影響將取決於多重因素。首先，美國與主要貿易夥伴的談判進展將直接影響關稅政策的持續性和調整方向。例如，果更多國家通過讓步換取較低的關稅稅率，全球貿易緊張局勢可能有所緩解，但這也可能導致美國在貿易談判中的立場更趨強硬。其次，美國國內企業的適應能力將決定關稅成本的傳導速度和程度。大型企業可能通過調整供應鏈或價格策略來緩解壓力，但中小企業由於資源有限，可能面臨更大的生存挑戰。此外，消費者的行為變化也是一個關鍵變量。例如果物價上漲過快，消費者可能減少非必需品的支出，這將對零售業和服務業造成進一步壓力。最後，全球經濟的整體走勢將影響關稅政策的外部環境。例如果全球經濟進入衰退，關稅的負面影響可能被放大；反之，例如果全球需求保持穩定，美國經濟可能有更多空間消化關稅帶來的衝擊。
從歷史經驗看，高關稅政策往往是一把雙刃劍。1933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雖然旨在保護美國國內產業，但最終卻引發了全球貿易戰，導致經濟進一步惡化。如今，川普的“對等關稅”政策雖然在短期內可能為美國政府帶來財政收入，並在某些行業創造保護效應，但其長期影響卻可能重蹈歷史覆轍。美國企業和消費者作為直接的成本承擔者，將在未來數年內感受到這一政策的深遠影響。從汽車到日用品，從製造業到零售業，關稅的連鎖反應正在逐步顯現。當這份關稅清單全面落地，其影響將以更直觀的方式滲透到每一個美國家庭的生活中，成為美國經濟和社會面臨的新挑戰。
川普的“對等關稅”政策是一場高風險的經濟實驗。它試圖通過貿易保護主義重塑美國的經濟格局，但卻可能以犧牲企業利潤、消費者福祉和全球貿易穩定為代價。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這一政策的實施不僅考驗美國經濟的韌性，也將對全球經濟秩序產生深遠影響。未來幾年，美國需要在國內經濟穩定與國際貿易關係之間尋找平衡，而這一過程注定充滿挑戰與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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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 CSIA/ CFP/中國廣西財經學院會審學院資評系副教授 李全順)
美國總統川普於2025年7月31日深夜簽署行政令，正式敲定並推行所謂的“對等關稅”政策，這一舉措標誌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份關稅清單將於8月7日零時起生效，對全球多數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商品徵收15%的關稅，而與美國簽署投資或市場開放協議的國家，例如，英國、日本、韓國和歐盟，則獲得10%至20%的較低稅率。墨西哥則通過談判爭取到90天的關稅升級緩衝期。然而，對那些被白宮認定為貿易失衡或在談判中未做出足夠讓步的國家，關稅稅率顯得尤為嚴苛：加拿大35%、巴西50%，以及敘利亚、老撾、緬甸等國超過40%。這一政策不僅重塑了全球貿易格局，也讓美國國內的企業與消費者即將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壓力。根據惠誉評級的最新報告，新關稅將使美國實際關稅稅率升至17%，這是自1933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以來最高的平均關稅水平，當時該法案加劇了大蕭條，幾乎完全阻斷了國際貿易通道。從歷史的低關稅環境到例如今的高關稅壁壘，這一轉變不僅挑戰了全球化進程，也對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和消費市場帶來了深遠影響。
回顧歷史，美國自二戰後便逐步推動自由貿易，數十年來進口商品的實際關稅稅率長期維持在低位，2024年僅為1.2%。這種低關稅環境為美國企業提供了全球化生產的便利，企業得以在海外以低成本製造產品並運回國內銷售。然而，川普政府的新關稅政策徹底打破了這一模式。康奈爾大學貿易政策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萨德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將這一政策形容為“全球貿易一体化史上的黑暗一天”，認為其對基於規則的全球貿易體系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壞。這種破壞不僅體現在國際貿易關係的緊張，更在於對全球供應鏈的重塑。過去，美國企業依賴低關稅環境實現了高效的跨國生產與物流，但例如今關稅的急劇上調使得進口成本大幅增加，企業不得不重新評估供應鏈策略。對於那些高度依賴進口原材料或成品的行業，例如，汽車、電子產品和消費品，關稅的直接影響尤為顯著。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2025年6月關稅收入已飆升至270億美元，幾乎是去年同期的四倍，這一數字直觀地反映了關稅政策對企業成本的直接衝擊。
從企業角度來觀察，新關稅政策無疑是一張沉重的成本賬單。彭博社和《華爾街日報》的分析指出，關稅成本主要由美國進口商承擔，出口國的降價幅度遠不足以抵消新增的稅負。例如，福特汽車在其最新財報中預計，因關稅導致的成本支出將高達8億美元；玩具製造商孩之寶則表示，關稅將帶來6000萬美元的額外支出；而消費品巨頭寶潔已宣布將從8月起對四分之一的產品提價。零售行業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沃爾瑪和塔吉特等零售巨頭目前依靠消化庫存來穩定價格，但財報中頻繁出現“價位調整”或“戰略定價”等措辭，顯示出企業在避免直接提價以緩解消費者預期壓力方面的謹慎。然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調查顯示，這種緩衝能力正在迅速減弱，約70%的製造業企業和50%的服務業企業已開始部分轉嫁成本，但完全轉嫁的比例仍不足一半。美國鞋具批發與零售公會總裁普利斯直言：“商家也只能撐這麼久了。”這意味著，隨著庫存逐漸耗盡，關稅成本最終將傳導至消費者，推高商品價格。
對美國消費者而言，關稅政策的影響尚未完全顯現，但隨著8月7日新關稅的全面落地，物價上漲的壓力將不可避免。國際商会副秘書長安德魯·威尔逊警告，關稅引發的通膨效應可能在2025年第四季度至2026年第一季度全面顯現，這種滯後性將進一步加劇物價的陡峭攀升。惠誉評級的報告也指出，儘管當前對美國經濟的直接衝擊低於預期，但新關稅正在重新點燃通膨壓力，並開始拖累經濟增長。從歷史經驗來看，高關稅往往導致物價上漲和消費需求萎縮，1933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便是前車之鑑。當時，美國對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引發了全球貿易報復，國際貿易幾乎停滯，進一步加劇了大蕭條的嚴重程度。如今，川普的“對等關稅”政策雖然名義上針對外國出口商，但實際上第一波衝擊卻落在了美國本土。企業利潤被侵蝕，市場信心受挫，部分企業已開始削減投資或推遲招聘計劃，而消費者則將在不久的將來為這一政策買單。
從國際層面來看，新關稅政策正在重塑美國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關係。英國、日本、韓國和歐盟通過簽署投資和市場開放協議獲得了相對較低的關稅稅率，這表明川普政府試圖通過雙邊談判實現貿易利益最大化。然而，對加拿大、巴西等國的高關稅則顯示出強硬的貿易立場，這可能引發報復性關稅或其他貿易壁壘。例如，加拿大作為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面臨35%的關稅，這無疑將對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穩定性構成挑戰。巴西50%的關稅稅率則可能進一步加劇南美地區的經濟緊張局勢。而對於敘利亞、老撾、緬甸等發展中國家，超過40%的關稅將使其對美出口幾乎停滯，這不僅影響這些國家的經濟，也可能加劇地緣政治的不穩定性。墨西哥的90天緩衝期雖然為其爭取了喘息空間，但如果後續談判未能達成滿意的讓步，其也將面臨更高的關稅壓力。這種差異化的關稅策略雖然在短期內可能為美國政府帶來談判籌碼，但長期來看，卻可能導致全球貿易體系的進一步碎片化。
從宏觀經濟角度分析，新關稅政策的影響遠不止於貿易領域。惠誉評級預測，關稅將推高美國的通膨率，並對經濟增長構成拖累。通膨的回升可能迫使聯邦儲備系統收緊貨幣政策，例如，提高利率，這將進一步增加企業和消費者的融資成本。同時，高關稅可能導致美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下降，因為其他國家可能採取報復性措施，限制美國商品進入其市場。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全球貿易量在過去十年間持續增長，但新關稅政策可能逆轉這一趨勢，使全球經濟陷入低增長的風險。此外，關稅引發的供應鏈重組將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可能導致部分企業將生產線轉移到關稅較低的國家，這雖然可能在長期內緩解成本壓力，但短期內將對美國的就業和製造業造成衝擊。
對於美國國內的經濟結構，新關稅政策可能加速產業轉型，但這一過程充滿不確定性。川普政府試圖通過高關稅促進國內製造業回流，但實際效果仍有待觀察。過去幾十年，美國製造業的衰退並非僅由低關稅導致，技術進步、勞動成本差異以及全球供應鏈的優化均為重要因素。高關稅可能促使部分企業將生產線轉回美國，但這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和時間，且不一定能創造與成本相匹配的就業機會。同時，對於高度依賴進口的中間產品（例如，電子元件、汽車零部件）的行業，關稅可能導致生產成本上升，進而削弱其全球競爭力。此外，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其消費者對價格變化的敏感度較高，物價上漲可能抑制消費需求，進而影響零售業和服務業的增長。
新關稅政策的長期影響將取決於多重因素。首先，美國與主要貿易夥伴的談判進展將直接影響關稅政策的持續性和調整方向。例如，果更多國家通過讓步換取較低的關稅稅率，全球貿易緊張局勢可能有所緩解，但這也可能導致美國在貿易談判中的立場更趨強硬。其次，美國國內企業的適應能力將決定關稅成本的傳導速度和程度。大型企業可能通過調整供應鏈或價格策略來緩解壓力，但中小企業由於資源有限，可能面臨更大的生存挑戰。此外，消費者的行為變化也是一個關鍵變量。例如果物價上漲過快，消費者可能減少非必需品的支出，這將對零售業和服務業造成進一步壓力。最後，全球經濟的整體走勢將影響關稅政策的外部環境。例如果全球經濟進入衰退，關稅的負面影響可能被放大；反之，例如果全球需求保持穩定，美國經濟可能有更多空間消化關稅帶來的衝擊。
從歷史經驗看，高關稅政策往往是一把雙刃劍。1933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雖然旨在保護美國國內產業，但最終卻引發了全球貿易戰，導致經濟進一步惡化。如今，川普的“對等關稅”政策雖然在短期內可能為美國政府帶來財政收入，並在某些行業創造保護效應，但其長期影響卻可能重蹈歷史覆轍。美國企業和消費者作為直接的成本承擔者，將在未來數年內感受到這一政策的深遠影響。從汽車到日用品，從製造業到零售業，關稅的連鎖反應正在逐步顯現。當這份關稅清單全面落地，其影響將以更直觀的方式滲透到每一個美國家庭的生活中，成為美國經濟和社會面臨的新挑戰。
川普的“對等關稅”政策是一場高風險的經濟實驗。它試圖通過貿易保護主義重塑美國的經濟格局，但卻可能以犧牲企業利潤、消費者福祉和全球貿易穩定為代價。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這一政策的實施不僅考驗美國經濟的韌性，也將對全球經濟秩序產生深遠影響。未來幾年，美國需要在國內經濟穩定與國際貿易關係之間尋找平衡，而這一過程注定充滿挑戰與不確定性。
(撰稿人: CSIA/ CFP/中國廣西財經學院會審學院資評系副教授 李全順)
